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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历史

技术与叙事:一部关于狂热者与反思者的历史

西方两百年的技术进步史,实际上是乐观的进步叙事与理性批判声音的持久对抗[1]。技术叙事通过解放、平民化、不可避免等固定母题动员资本与人心,但同时隐没了具体的社会代价[1]。而批判者通过延迟兑现最终影响制度设计,成为文明的护栏[1]。

蒸汽时代的到来伴随着深刻的社会阵痛。1830年9月15日,英国利物浦与曼彻斯特铁路通车典礼上,国会议员威廉·赫斯基森被火车碾死,成为第一位有名有姓的铁路事故遇难者[1]。而在1811年,诺丁汉郡织工砸毁机器事件中发生冲突;到1813年1月,17名卢德分子在约克郡被处以绞刑[1]。正是对这些代价的批判,催生了1833年《工厂法》、十小时工作制和劳动保护法等制度创新[1]。

电气时代同样见证了技术叙事的演变。1893年芝加哥哥伦布世界博览会白城的二十六万盏白炽灯同时点亮,标志着工业化产品发布会的开端[1]。然而,1983年露丝·施瓦茨·考恩的研究发现,家电普及后美国主妇在家务上的时间未减反增[1]。1934年,刘易斯·芒福德在《技术与文明》中提出民主型技术与权威型技术(巨机器)的区分[1],而1936年卓别林的电影《摩登时代》则以默片形式表现流水线工人被机器吞没的困境[1]。

互联网时代延续了这一模式。1976年约瑟夫·维森鲍姆通过ELIZA实验发现人类倾向于对机器倾诉隐私[1],预示了人机关系的复杂性。到2016年,剑桥分析丑闻爆发,互联网乐观叙事开始逆转[1]。进入人工智能时代,批判声音再度升温。2023年5月,人工智能安全中心发表声明,称降低AI导致人类灭绝风险应成为全球优先事项,签署者为西方顶尖AI实验室的首席执行官[1]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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